听，那些来自“三农”的声音

　　2015全国两会·声音 

　　“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话掷地有声，与连续12年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遥相呼应。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给老百姓一个安全的餐桌？让我们听听“三农”群体的声音。

　　新型农民培养“箭在弦上”

　　在今年的“两会”上，不少与会委员、代表认为，让农业更强，除了要提高科技水平、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外，还需培育更多更高素质的“新农民”。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首次提出了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这份重视，对于从业者来说，是自豪更是责任。”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巫建华说，作为一所以农为本的国家示范高职院，该院年均培养1.3万名新型职业农民，其中，对创业农民进行培训一项，就有10%以上的学员成长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或者农业企业家、家庭农场主。

　　然而，当前农村劳动力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江苏也不例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的再发展问题凸显。如苏南农业在向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农业科技人员和农业经营人员匮乏的现象。“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农民的现代化，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早已‘箭在弦上’。”巫建华认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不仅需要院校从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针对性指导，从产业上实施帮扶，根据地域特色和发展定位，培植推广适合本地区的特色产业，还需要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政府要扮演好农民培训方针政策制定者、培训活动统筹协调者、培训资金提供者等角色，企业则提供实训场地和应用技术示范，形成发展合力。

　　“合作社”本质更应倾向实体农业

　　3月上旬，又到了白茶苗种植的季节，溧阳市伍员春果茶专业合作社发起人缪惠民带领村民开始忙碌起来。合作社成立七年来，他已带领周边超过800户的村民增收800多万元，偏僻的山村农民逐渐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而来自省农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已经超过7万家，成员超过1000万户，入社农民比当地普通农民收入高出20%。

　　合作社模式是解决农村闲散劳动力、助推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之一，李克强总理也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支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不过，近年来频频曝出的“合作社跑路”现象，却让很多农民对“合作社”产生了质疑。

　　“一些‘资金合作社’虽也打着‘合作社’的旗号，在农村地区从事金融吸储等相关业务，但这些合作社在本质上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有区别的。”据省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我省的“合作社”有三种形态，除“农民专业合作社”外，还有“农地股份合作社”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其中，“农地股份合作社”指的是农民可以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作为主要出资方式，分享农业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以量化到其名下的集体经营性净资产份额作为主要出资方式，参与相关合作社。而两会中提到的“农民合作社”，其实更多的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生产实体农产品的模式。“说到底，合作社是实体经济合作的体现，这也是此次两会中‘合作社’的定义，在选择入社时，广大农民需要更多留意合作社的性质。”该负责人说。

　　“舌尖上的安全”应让市场说了算

　　李克强总理五次谈到食品安全，并提出要综合治理农药兽药残留问题，“健康中国”首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些都凸显了老百姓对“舌尖上的安全”的期望。

　　“近年来，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食品安全事件仍频繁发生，这说明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仅靠政府一元主导的监管模式是难以奏效的。”“餐桌自救联盟”发起人、“80后”农场主官昌奕认为，作为农产品的生产源头，农民的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食品的安全与否。然而，在现行的市场体制下，农民种地要独自面临着“靠天吃饭”的生产风险，以及“看人脸色”的市场风险，在没有任何市场话语权与议价筹码的农民眼中，为了规避市场端的不可控风险，唯有在生产端拼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与尽可能地压缩人工投入成本。这就造成农民为了趋利而选择化学农业的生产方式，最终放弃肥效不大又耗费人工的农家肥的自然生产方式。

　　“对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公信力优势，搭建一个供需信息平台，让市民与农民直接对接，形成产、销联盟，市民预先支付一笔费用给农民，并承诺与农民分担相应的生产风险；农民则根据市民的要求安排生产，保证有机或尽量做到有机生产，并将产品按市场价直供给市民。由于省去了中间诸多流通环节，因此，市民就能以正常的市场价吃到放心产品，而农民也获得了比将产品批发给批发商更多的利润空间。”官昌奕说。